首都电影院沾着“首都”二字，硬件条件好，票价自然也比一般的电影院贵。
他们这里不仅有两毛钱的黑票和三毛钱的绿票，还有四毛钱的红票，不过红票是不对外卖的。
红票又叫外宾席，顾名思义就是给外宾准备的，而且只在放映前半小时卖票，因为怕有外宾临时来的，得预留才行。
林二春狠了狠心、咬了咬牙要买十一张绿票，赵丽带着两个儿子走过去挤过了人群，对林二春说道“林叔，我们这有两个孩子，可以买学生票。”
陶玉书已经毕业了，陶玉墨今天出门没带学生证，只有陶希文、陶希武两个小的，不用掏学生证也知道是学生。
林二春花两块九买了九张绿票、两张学生票，等从售票口往回走的时候，他竭力控制着心疼的表情。
“来来来，一人一张票。”他满脸笑容的给大家分电影票。
林朝阳盯着手里的绿色电影票，和陶玉书说悄悄话，“绿票。估计老爷子这会儿心疼的直打哆嗦。”
陶玉书忍着笑意轻拍了一下他，“哪有你这么编排自己爹的。”
“自己爹，又不是外人。”
夫妻俩正说着笑话，陶玉墨盯着手上的电影票惊讶的说道“怎么是四点的票？”
绿票，自然是绿色的，分成了电影票和副券，正中间拓印的是首都电影院的轮廓，右边写着“首都电影院”五個字，左边一行小字是电影院的地址，正下方是座位号。
陶玉墨的票是“楼上8排8座”，上面还盖着红印章，有电影票对应的日期和时间，显示的正是下午四点的时间。
“火呗！”
陶玉成随口说了一句，他的眼神放在休息厅熙熙攘攘的观众当中。
刚才进来的时候还不觉得，这才不到二十分钟的功夫，休息厅里的观众人数明显变多了不少。
这会儿时间还不到一点，距离电影开场还有三个多小时，陶父说道“这个时间正好可以出去逛逛街。”
众人讨论一番，首都电影院离着西单近，两对老两口依旧去商场逛街，陶玉成夫妻俩带着孩子跟着一起去玩。
林朝阳夫妻俩去西单新华书店看看书，陶玉墨想了想，跟在了姐姐、姐夫的屁股后面。
西单的新华书店开业于五十年代，是燕京城里开业时间仅次于王府井书店的老新华书店了。
不过这里主营各种科技和工业标准书，对于林朝阳和陶玉书这两个文科生来说很不友好，夫妻俩进店看了看便觉得没甚意思。
西单新华书店位于西长安街和横二条路口，夫妻俩顺着横二条往里走，不到三百米，就看见“中国书店”的招牌。
夫妻俩进了书店，横二条里的这家书店是中国书店的报刊集配部，以报刊经营为主，也有古旧书、新书和和字画字帖等商品出售。
林朝阳看到书架上摆的《收获》，突然想起来陆文甫之前写的信，他那部应该是在这个月发表吧？
《收获》是双月刊，逢单月25号出版，今年的第一期杂志还没上市呢。
说起燕京的古旧书业，称得上是历史悠久，自明清时期城内便多有以经营古旧书籍为业的书肆，隆福寺、琉璃厂的古书肆交相辉映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又在西单商场、东安市场等处成立了旧书市场。
在那个年代，出版业还不发达，旧书市场、二手书店在图书市场上发挥了大作用。
西单的中国书店不仅售卖，也收集各种中国古旧书，对于淘书者是个捡漏的好地方。
林朝阳在书店里转了一会儿，还真让他淘到了好东西。
“姐夫，这是什么书呀？”
见林朝阳喜滋滋的抱着满怀的旧书，陶玉墨问道。
林朝阳将怀里的书抱到柜台去结账，对她说道“好东西！沪上杂志公司发行的《中国文学珍本丛书》，全套的。”
二三十年代，国内的古籍出版迎来高峰时刻。当时参与古籍出版活动的力量不仅包括藏书家、图书馆、社会机构或团体刻书、旧书业，还包括新近出现的出版机构，沪上杂志公司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这家出版公司成立短短几年，便以“丛书杂志化，珍本大众化”在读书人群体当中博得了无数好评，广受欢迎。
1935年，沪上杂志公司开始出版《中国文学珍本丛书》，该丛书每星期六出版一种，受到了沪上读者的极大欢迎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
这套丛书本计划出五辑，每辑50种图书，全套共250种。只可惜因战乱缘故，丛书只出完了第一辑的50种图书。
林朝阳知道这套未出完的丛书，盖因其主编是施蛰存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被遗漏的大家之一。
施蛰存写以心理分析著称，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，追求新奇的感觉，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去，并用快速的节奏表现病态的都市生活。
这种风格在三四十年代被称为“新感觉派”，其实与意识流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因此林朝阳看了不少他的。
老同志算是政治动荡时期因文罹难的典型，1957年施蛰存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了一篇《才与德》。